現實主義看佔中：我很不放心 - 沈旭暉
2014年10月13日 - 信報
本報特約評論員練乙錚先生早前接受媒體訪問，分享對香港形勢的觀感，以「我很放心」為題。作為國際關係研究人，我從不是理想主義者，習慣以結構和框架觀察問題，不得不直言：我很不放心。
這波學生運動展現的激情，予人無限驚喜，令人很久沒有這樣的感動，那樣的哭泣，也完全明白他們在爭的其實不是、或不止民主，而是一份尊重。但坦白說，運動的成果，沒有改變我作為一個realist，一年前撰文對「佔領中環」本身作為爭取民主策略的不認同。
作為支持民主的人，我對人大的決定失望，對催淚彈的使用難受，但亦不喜歡一些同事以「正義Vs黑暗」的態度，向學生解釋佔中的目標、警察的屬性，世界從不是非黑即白。這篇文章不會是理想主義者所喜，但應貼近國際現實。
要知道北京會否退讓、怎樣才退讓，須先問一個根本問題：為什麼北京不給泛民口中的「真普選」？答案與我的理念不同，但起碼大家必須了解，否則一切理想和夢，都是鏡花水月。
先說為什麼中國本身不實行西方民主制度。不少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，思考模式確和此間理想主義主導的學者不同，真心認為「西方民主」不能隨便移植，相信西方民主制度的（相對）成功，有兩大條件。他們認為，有效的民主制度須有一個前提，國民有「國家共識」或「核心價值」，投票才能真的挑選政綱，否則連「我們是否屬於同一國家」、或「我們國家是否要有宗教」一類問題也眾說紛紜，投票的輸家就不可能願賭服輸。
這類例子很多，不少非洲國家投票，就是各大族選自己人；埃及變天後，國民一半支持保守伊斯蘭主義、一半支持西化改革，誰也不服誰；烏克蘭是親俄、親歐分裂；泰國是城鄉矛盾；伊拉克是教派衝突。
這些都反映共識政治的失衡。美英等國原來也有類似矛盾，所以要通過「循序漸進」方式，在原來的邊緣人被「國家共識」同化後，才賦予其投票權，例如英國投票權由有產階級逐步擴大到無產，美國公民權由白人逐步擴大到黑人。
不少第三世界領袖也認為，西方通過昔日殖民地資源，用外部方式，化解了部分民主化過程的矛盾。由於中國的社會矛盾明顯，國家核心價值不足以融和不同身份，加上有潛在資源危機，一旦全盤民主化，社會就由上述分裂主導。
以上論述充滿爭議，但重要的是，這是中國內地主流思想，且阿拉伯之春產生不少「非成熟民主政權」後，在全球的共鳴也不少。
不少支持香港民主的朋友，其實也認同上述論述，只是認為那是中國內地的事，「香港已ready」。問題是，中國是高度集權的單一制國家，北京一旦確認，香港的「地方共識」或「核心價值」不同於國家共識，那隨心所欲的普選首長，就是對國家政體的改變（承認國家存有多於一種能產生管治的核心價值），日後更難以中央的「國家價值」，整合新疆、西藏、台灣、城鄉等各種矛盾。
過去十多年，北京認為香港人心遠遠未回歸，連溫和建制派也聽不下去，因為連他們也是「只按香港人自己的立場看問題，沒有充分考慮國家利益」，這次只是總爆發。
加上根據《基本法》，香港自治權限很高（起碼高於同樣是被授權的蘇格蘭），行政長官的權力很大，有點像昔日的港督，而昔日港督主要職責不是管理內部（那是布政司的職責），而是負責英國在遠東的國家利益。假如行政長官不能照顧中國國家利益，北京會覺得是國安危機。舉例說，假如北京要通過香港的中國銀行向北韓滙款援助，這屬國家外交層面，但被廉政公署發現了，若不認同中國價值的行政長官公事公辦，就會破壞外交利益（類似事情，港督在殖民時代辦過不少）。近年普京把一些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的民選首長變成委任，用的也是同一原因。這種觀點，基本上是單一制國家的心魔。有沒有可能破除？極難。
對港對美政策 中央已掛鈎
至於什麼「美國以香港為重返亞太的基地」、「借香港向內地輸出顏色革命」等漫天陰謀，在一般港人看來遙不可及，但我們須從制度的框架理解：習近平上台後成立了「國家安全委員會」，把外交部到港澳辦都包含在內，對港政策和對美政策被北京高度掛鈎，即使他們不是真心相信外國勢力論，但這樣一掛，也可隔山打牛，對反制美國重返亞太宣示「決心」，同時對內地的親美自由派殺雞儆猴，畢竟中國內地早晚也得民主化，更可能是以「香港模式」為樣板，假如香港出現被標籤為收受美國援助的行政長官，北京就擔心有連鎖效應。
自此，北京對港政策不再以和諧為主軸，變成國家安全主導，於是便出現了人大對香港的決定，而這個在香港充滿爭議的決定，在以上述方式思維的朋友眼中（這可是中國精英的主流思考模式），不但「順理成章」，而且「寬宏大量」。
2014年10月13日 - 信報
本報特約評論員練乙錚先生早前接受媒體訪問，分享對香港形勢的觀感，以「我很放心」為題。作為國際關係研究人，我從不是理想主義者，習慣以結構和框架觀察問題，不得不直言：我很不放心。
這波學生運動展現的激情，予人無限驚喜，令人很久沒有這樣的感動，那樣的哭泣，也完全明白他們在爭的其實不是、或不止民主，而是一份尊重。但坦白說，運動的成果，沒有改變我作為一個realist，一年前撰文對「佔領中環」本身作為爭取民主策略的不認同。
作為支持民主的人，我對人大的決定失望，對催淚彈的使用難受，但亦不喜歡一些同事以「正義Vs黑暗」的態度，向學生解釋佔中的目標、警察的屬性，世界從不是非黑即白。這篇文章不會是理想主義者所喜，但應貼近國際現實。
要知道北京會否退讓、怎樣才退讓，須先問一個根本問題：為什麼北京不給泛民口中的「真普選」？答案與我的理念不同，但起碼大家必須了解，否則一切理想和夢，都是鏡花水月。
先說為什麼中國本身不實行西方民主制度。不少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，思考模式確和此間理想主義主導的學者不同，真心認為「西方民主」不能隨便移植，相信西方民主制度的（相對）成功，有兩大條件。他們認為，有效的民主制度須有一個前提，國民有「國家共識」或「核心價值」，投票才能真的挑選政綱，否則連「我們是否屬於同一國家」、或「我們國家是否要有宗教」一類問題也眾說紛紜，投票的輸家就不可能願賭服輸。
這類例子很多，不少非洲國家投票，就是各大族選自己人；埃及變天後，國民一半支持保守伊斯蘭主義、一半支持西化改革，誰也不服誰；烏克蘭是親俄、親歐分裂；泰國是城鄉矛盾；伊拉克是教派衝突。
這些都反映共識政治的失衡。美英等國原來也有類似矛盾，所以要通過「循序漸進」方式，在原來的邊緣人被「國家共識」同化後，才賦予其投票權，例如英國投票權由有產階級逐步擴大到無產，美國公民權由白人逐步擴大到黑人。
不少第三世界領袖也認為，西方通過昔日殖民地資源，用外部方式，化解了部分民主化過程的矛盾。由於中國的社會矛盾明顯，國家核心價值不足以融和不同身份，加上有潛在資源危機，一旦全盤民主化，社會就由上述分裂主導。
以上論述充滿爭議，但重要的是，這是中國內地主流思想，且阿拉伯之春產生不少「非成熟民主政權」後，在全球的共鳴也不少。
不少支持香港民主的朋友，其實也認同上述論述，只是認為那是中國內地的事，「香港已ready」。問題是，中國是高度集權的單一制國家，北京一旦確認，香港的「地方共識」或「核心價值」不同於國家共識，那隨心所欲的普選首長，就是對國家政體的改變（承認國家存有多於一種能產生管治的核心價值），日後更難以中央的「國家價值」，整合新疆、西藏、台灣、城鄉等各種矛盾。
過去十多年，北京認為香港人心遠遠未回歸，連溫和建制派也聽不下去，因為連他們也是「只按香港人自己的立場看問題，沒有充分考慮國家利益」，這次只是總爆發。
加上根據《基本法》，香港自治權限很高（起碼高於同樣是被授權的蘇格蘭），行政長官的權力很大，有點像昔日的港督，而昔日港督主要職責不是管理內部（那是布政司的職責），而是負責英國在遠東的國家利益。假如行政長官不能照顧中國國家利益，北京會覺得是國安危機。舉例說，假如北京要通過香港的中國銀行向北韓滙款援助，這屬國家外交層面，但被廉政公署發現了，若不認同中國價值的行政長官公事公辦，就會破壞外交利益（類似事情，港督在殖民時代辦過不少）。近年普京把一些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的民選首長變成委任，用的也是同一原因。這種觀點，基本上是單一制國家的心魔。有沒有可能破除？極難。
對港對美政策 中央已掛鈎
至於什麼「美國以香港為重返亞太的基地」、「借香港向內地輸出顏色革命」等漫天陰謀，在一般港人看來遙不可及，但我們須從制度的框架理解：習近平上台後成立了「國家安全委員會」，把外交部到港澳辦都包含在內，對港政策和對美政策被北京高度掛鈎，即使他們不是真心相信外國勢力論，但這樣一掛，也可隔山打牛，對反制美國重返亞太宣示「決心」，同時對內地的親美自由派殺雞儆猴，畢竟中國內地早晚也得民主化，更可能是以「香港模式」為樣板，假如香港出現被標籤為收受美國援助的行政長官，北京就擔心有連鎖效應。
自此，北京對港政策不再以和諧為主軸，變成國家安全主導，於是便出現了人大對香港的決定，而這個在香港充滿爭議的決定，在以上述方式思維的朋友眼中（這可是中國精英的主流思考模式），不但「順理成章」，而且「寬宏大量」。
佔中後的五個抗爭選項 - 沈旭暉
2014年10月14日 - 信報
根據筆者昨天所述的北京思維，所謂普選門檻之真正關鍵，其實只有一點，就是北京要有否決權，確保其不信任的人不能當選，其他一切條文都是虛的，但權不能落在「對方」手是實的。不滿意及拒絕「袋住先」的朋友，可以怎樣爭取改變？在純理論層面，選項如下：
一、改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權
二、改變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的事實
三、改變中國以國家安全處理香港問題的模式
四、改變香港情況以符合北京要求（例如把行政長官降格，真正權力由中央委任代表統領；或通過針對外國勢力的國家安全法。）
「佔領中環」的策略，理論上目標是第三項，用的方式不是說服，而是施壓，最大本錢不是武器、金錢或「提高管治成本」，而是悲情的道德高地。但這不同於甘地的獨立運動，本來就有民族自決的道德高地，對手是接受國際規範制約的英國；也不同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，本來就有種族平等的道德高地，對手是能夠以憲法修訂國家價值的美國。
轉趨強硬 陷惡性循環
北京的香港民主方案，畢竟沒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「協商或選舉產生」字眼，各國只會說「支持港人在基本法框架內爭取民主」，這與甘地及馬丁路德金的處境有根本不同，全球人民雖會同情，但也只能同情，而群眾能施壓的其他效用則十分有限，且與悲情效果先天對衝（組織者反而要強調運動對金融市場沒影響）。
結果，香港群眾既無國際籌碼，也無多少內部籌碼，還沒有國內民意支持，對手是受更少規範制約的共產黨。本來在零和博弈，爭不到也沒有什麼，故可作持久戰。
但問題是在北京眼中，「佔中」即使成功，也不會改變第四及第五項，而「提高管治成本」會被強硬派演繹為第一項及第二項（「外國勢力介入與我方爭奪香港控制權的社會運動」），結果反而是強化了第三項的「正確性」和日後進一步的強硬作風，而不是弱化了第三項。
三子提出佔領中環時，原劇本是以此討價還價，假戲真做的後備劇本是在發動運動後被捕，喚醒一代人心。但群眾不會跟隨其劇本，也不會把目標局限在普選，必會令運動變成一代人的盛宴，展示與上一代框框條條不同的生機、由下而上的新規則，確立新一代的身份認同，才符合新一代的理念。連香港群眾也看得出三子的「陽謀」而要改劇情，完全現實主義主導的北京，怎可能跟隨三子的原有劇本？只會利用這難得機會，把對方視為他們術語的「左傾盲動主義」，引蛇出洞，盡量向大眾證明香港存在的種種所謂結構性問題，例如「學生被西方教育的學者影響」、「反對派領袖接受疑似美國獻金」、「法律界不重視國家利益」等，以求民情改變，得到一次過整頓的認受性。
在過去一年，佔中的原有劇本，基本上是按着北京和香港群眾各自的意願去改寫的，結果新世代贏得了身份認同，北京將強化強硬方針，要爭的目標卻更難達到。
不少開明建制派不同意佔中，不是糾纏於那些民生影響或交通擠塞，而是預示了上述發展，擔心要是北京真正定性香港為「準新疆問題」地處理反對派，可能民主爭取不到，連自由與法治也失去，造成新一波移民潮，而面對這趨勢，反對派又只能以更激烈的方式回應，落入無窮循環，除非有高人出現煞停，但就算有高人也失去法力了。
這些只是從國際關係角度的粗淺分享，純粹現實主義分析，不涉任何價值判斷，但相信隨便找一個中英美法現實主義學者推演，例如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首席顧問的貝德（Jeffrey Bader，見其《華盛頓郵報》訪問），結論也大同小異。至於「我很擔心」，才是筆者的主觀情感流露。
2014年10月14日 - 信報
根據筆者昨天所述的北京思維，所謂普選門檻之真正關鍵，其實只有一點，就是北京要有否決權，確保其不信任的人不能當選，其他一切條文都是虛的，但權不能落在「對方」手是實的。不滿意及拒絕「袋住先」的朋友，可以怎樣爭取改變？在純理論層面，選項如下：
一、改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權
二、改變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的事實
三、改變中國以國家安全處理香港問題的模式
四、改變香港情況以符合北京要求（例如把行政長官降格，真正權力由中央委任代表統領；或通過針對外國勢力的國家安全法。）
「佔領中環」的策略，理論上目標是第三項，用的方式不是說服，而是施壓，最大本錢不是武器、金錢或「提高管治成本」，而是悲情的道德高地。但這不同於甘地的獨立運動，本來就有民族自決的道德高地，對手是接受國際規範制約的英國；也不同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，本來就有種族平等的道德高地，對手是能夠以憲法修訂國家價值的美國。
轉趨強硬 陷惡性循環
北京的香港民主方案，畢竟沒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「協商或選舉產生」字眼，各國只會說「支持港人在基本法框架內爭取民主」，這與甘地及馬丁路德金的處境有根本不同，全球人民雖會同情，但也只能同情，而群眾能施壓的其他效用則十分有限，且與悲情效果先天對衝（組織者反而要強調運動對金融市場沒影響）。
結果，香港群眾既無國際籌碼，也無多少內部籌碼，還沒有國內民意支持，對手是受更少規範制約的共產黨。本來在零和博弈，爭不到也沒有什麼，故可作持久戰。
但問題是在北京眼中，「佔中」即使成功，也不會改變第四及第五項，而「提高管治成本」會被強硬派演繹為第一項及第二項（「外國勢力介入與我方爭奪香港控制權的社會運動」），結果反而是強化了第三項的「正確性」和日後進一步的強硬作風，而不是弱化了第三項。
三子提出佔領中環時，原劇本是以此討價還價，假戲真做的後備劇本是在發動運動後被捕，喚醒一代人心。但群眾不會跟隨其劇本，也不會把目標局限在普選，必會令運動變成一代人的盛宴，展示與上一代框框條條不同的生機、由下而上的新規則，確立新一代的身份認同，才符合新一代的理念。連香港群眾也看得出三子的「陽謀」而要改劇情，完全現實主義主導的北京，怎可能跟隨三子的原有劇本？只會利用這難得機會，把對方視為他們術語的「左傾盲動主義」，引蛇出洞，盡量向大眾證明香港存在的種種所謂結構性問題，例如「學生被西方教育的學者影響」、「反對派領袖接受疑似美國獻金」、「法律界不重視國家利益」等，以求民情改變，得到一次過整頓的認受性。
在過去一年，佔中的原有劇本，基本上是按着北京和香港群眾各自的意願去改寫的，結果新世代贏得了身份認同，北京將強化強硬方針，要爭的目標卻更難達到。
不少開明建制派不同意佔中，不是糾纏於那些民生影響或交通擠塞，而是預示了上述發展，擔心要是北京真正定性香港為「準新疆問題」地處理反對派，可能民主爭取不到，連自由與法治也失去，造成新一波移民潮，而面對這趨勢，反對派又只能以更激烈的方式回應，落入無窮循環，除非有高人出現煞停，但就算有高人也失去法力了。
這些只是從國際關係角度的粗淺分享，純粹現實主義分析，不涉任何價值判斷，但相信隨便找一個中英美法現實主義學者推演，例如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首席顧問的貝德（Jeffrey Bader，見其《華盛頓郵報》訪問），結論也大同小異。至於「我很擔心」，才是筆者的主觀情感流露。
理想與現實之間的二元陷阱 - 沈旭暉
2014年10月21日 - 信報
筆者昨天提及的相關問題，其實可一直問下去，答案也只會一直滾動下去，就會與周星馳電影的對白 —— 「誓不罷休」、「反清復明」和「阿彌陀佛」—— 沒有分別。本人自然明白理想主義的朋友假如堅持到這裏（已很不容易），定必義憤填膺，繼而對動機大加質疑，筆者完全理解這種情緒。
然而，如何理順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的鴻溝，不僅是一個運動的問題，也是人生的問題。若果理想與現實的二元選擇（binary choices）延續下去，只會產生兩種反應。第一種，是處於兩極意識形態的朋友，對相信的理想愈來愈投入，草木皆兵，逐漸失去任何現實的制約，變得在社會邊緣化，即使德高望重如小思老師病榻中擱筆的一句肺腑之言「殺君馬者道旁兒」，也會被批鬥為「維穩」（理想主義無限制的極致，就是赤柬）。
第二種，則是另一些朋友面對現實的無力後變得犬儒，甚麼社會事務也不再理會，只顧埋首賺錢，也不相信任何進步是可能，並對非黑即白的社會無限厭倦（現實主義無限制的極致，就是暴秦）。
不幸的是，似乎這二元選擇，正是香港未來的寫照。這個漩渦，正把所有人都捲進去並消耗掉，像一位文化界朋友所言：「令人想到日本伊藤潤二的《漩渦》」（那是相當恐怖的故事）。但就是這漩渦出現前，這問題早就存在，回到香港這些年，筆者見證着原來打算當公務員的學生，變成不願與舊朋友溝通、不願投身工作的激進派；也見證着原來理想無限的熱血青年，畢業後三年成為每日只顧「跑單」的保險經紀。
建構主義成破解之道
本人從不認為理想和現實二選一的思考方式，是大家的應有選擇，一直相信在偏重理想和偏重現實的學科之間，應有合理融和，才能互相制約。一次運動的熱情，若釋出上述兩極效應，本身就是悲劇。那對追求民主的大家而言，可以怎辦？
舉凡大家遇到任何二元抉擇，例如「佔中」支持者認為是否支持「佔中」是正邪之爭，梁振英說守法與違法之間沒有灰色地帶，兩極思維把「警察」和「群眾」變成二元選擇，大家必須思考那真是非此即彼的二元抉擇麼？社會從不是那樣建構的，這不是盲目和稀泥，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外，大家還可以通過建構主義（Constructivism）的框架，開拓另類規劃。此所以筆者有筆者的信念，但思考方式是現實主義的，卻很少以現實主義的手法處理問題，處事作風從來是建構主義的。
所謂「建構主義」，主張秩序並非完全由制度和結構組成，也不是理想足以打破，而是通過人為建構的規範、話語、觀念及文化，內化為社會制約（constraints），再逐步改變。此所以理想和現實都打敗不了蘇聯，蘇聯卻接受了「共同安全」的規範，才逐步在無聲中改變。這套理論沒有絕對統一的內容，也有眾多不同流派，一些偏向理想，另一些偏向現實，一些有主觀意願把本身作為改變的行動體（agent），另一些則沒有。按這些基準，以「佔中」衍生的「雨傘運動」為案例，筆者可歸納出四種建構主義者，明天起逐一介紹。
2014年10月21日 - 信報
筆者昨天提及的相關問題，其實可一直問下去，答案也只會一直滾動下去，就會與周星馳電影的對白 —— 「誓不罷休」、「反清復明」和「阿彌陀佛」—— 沒有分別。本人自然明白理想主義的朋友假如堅持到這裏（已很不容易），定必義憤填膺，繼而對動機大加質疑，筆者完全理解這種情緒。
然而，如何理順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的鴻溝，不僅是一個運動的問題，也是人生的問題。若果理想與現實的二元選擇（binary choices）延續下去，只會產生兩種反應。第一種，是處於兩極意識形態的朋友，對相信的理想愈來愈投入，草木皆兵，逐漸失去任何現實的制約，變得在社會邊緣化，即使德高望重如小思老師病榻中擱筆的一句肺腑之言「殺君馬者道旁兒」，也會被批鬥為「維穩」（理想主義無限制的極致，就是赤柬）。
第二種，則是另一些朋友面對現實的無力後變得犬儒，甚麼社會事務也不再理會，只顧埋首賺錢，也不相信任何進步是可能，並對非黑即白的社會無限厭倦（現實主義無限制的極致，就是暴秦）。
不幸的是，似乎這二元選擇，正是香港未來的寫照。這個漩渦，正把所有人都捲進去並消耗掉，像一位文化界朋友所言：「令人想到日本伊藤潤二的《漩渦》」（那是相當恐怖的故事）。但就是這漩渦出現前，這問題早就存在，回到香港這些年，筆者見證着原來打算當公務員的學生，變成不願與舊朋友溝通、不願投身工作的激進派；也見證着原來理想無限的熱血青年，畢業後三年成為每日只顧「跑單」的保險經紀。
建構主義成破解之道
本人從不認為理想和現實二選一的思考方式，是大家的應有選擇，一直相信在偏重理想和偏重現實的學科之間，應有合理融和，才能互相制約。一次運動的熱情，若釋出上述兩極效應，本身就是悲劇。那對追求民主的大家而言，可以怎辦？
舉凡大家遇到任何二元抉擇，例如「佔中」支持者認為是否支持「佔中」是正邪之爭，梁振英說守法與違法之間沒有灰色地帶，兩極思維把「警察」和「群眾」變成二元選擇，大家必須思考那真是非此即彼的二元抉擇麼？社會從不是那樣建構的，這不是盲目和稀泥，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外，大家還可以通過建構主義（Constructivism）的框架，開拓另類規劃。此所以筆者有筆者的信念，但思考方式是現實主義的，卻很少以現實主義的手法處理問題，處事作風從來是建構主義的。
所謂「建構主義」，主張秩序並非完全由制度和結構組成，也不是理想足以打破，而是通過人為建構的規範、話語、觀念及文化，內化為社會制約（constraints），再逐步改變。此所以理想和現實都打敗不了蘇聯，蘇聯卻接受了「共同安全」的規範，才逐步在無聲中改變。這套理論沒有絕對統一的內容，也有眾多不同流派，一些偏向理想，另一些偏向現實，一些有主觀意願把本身作為改變的行動體（agent），另一些則沒有。按這些基準，以「佔中」衍生的「雨傘運動」為案例，筆者可歸納出四種建構主義者，明天起逐一介紹。
建構主義的「築夢者」與「僭夢者」 - 沈旭暉
2014年10月22日 - 信報
筆者今天首先講解兩種建構主義者：
第一種：築夢者
「築夢者」和「做夢者」是不同的，他們承認現實制度的局限，也會正視及研究局限在哪裏，沒有必須達到立刻變革的即時期望。這不是因為要妥協，而是認為改變的對象不單是制度，還有的是社會規範，而改變了社會規範，制度將來的改變就有了基礎。
筆者的老師關信基教授，大概是這類偏向理想的建構主義者，相信個體的主觀意願能改變規範。他在上月的義教第一課曾說：「路徑也許崎嶇，不過歷史告訴我們，不少的政治制度被社會實踐改造或推翻」，並以今日歐洲整合的身份認同，取代歷史上的世仇關係為訓勉。
放在「雨傘運動」，參加者的訴求無論能否達到，他們都在努力建構一個社會價值 ──「普世價值高於一切」，而在運動支持者當中，這價值很可能成為對其日後數十年行為的規範。雖然香港從沒有完全民主，但「爭取民主這普世價值」的規範，已延伸到對自由、人權、法治等「香港核心價值」的堅守，令傳媒、教育、學術及法律界等早已被保守派明言要「改造」的範疇，一律高度警戒。當然，這規範如何應用於香港社會大多數人，以及會被北京怎樣研判，則是另一回事。
他們也相信主觀的努力能建立社會新規範、新潛規則，並相信這類規範能獨立生存於正式制度之外。儘管他們也認同運動的理念，卻同時在運動發起人的理想之上，再行建構本身追求的規範，是為「夢之僭建」。例如筆者有一位社會學博士朋友，極其忘我地投入在運動中，聲稱要「橫掃一切左右膠」，但完全明白現實世界的底線在哪裏。問他究竟在追求什麼，他這樣說：「我問日本社會學家小熊英二老師，每次他有不同答案。一次是，『啤牌一定有joker』，另一次是『一副牌你以為好正，其實最後才知道開局玩什麼』。」而大家知道，日本過去數十年的群眾運動，基本上都是在運動中重構身份。
換句話說，這位朋友相信權力與利益都是人為建構出來的，就算未至於麥玲玲所說的「信則有、不信則無」，重點是任何權力與利益，都需要透過文化及理念去爭取合法性，才能穩固成恒久的制度。
他認為，東亞理解民主的起源一直偏重西方民主，其實是一個錯誤。反而旺角出現的群眾氣氛，結合了完全無序的狀態，只要同時贏得型男索女和師奶的人心，就能取代傳統精英模式。所以，他希望建構的規範，是通過「擴張現實」、「騎劫現實」，催生一種適用未來香港的「非精英民主」文化，並將之逐步發揚光大，根本不求這次運動達到官方目標。惟有用這框架，大家才能解釋何以黃夏蕙、麥玲玲與關公像相繼出現在旺角，不明白的精英也許永遠也不明白，正如他們始終不明白何以筆者一直視兩位為女神，因為這也是一種規範和身份認同。
「行夢者」塑造時代印記 - 沈旭暉
2014年10月23日 - 信報
筆者今次要說的是第三種建構主義者——「行夢者」。
這類建構主義者參與運動，基本上認同理念，覺得「自己總要做點事」，但沒有建構價值的主觀動機，也沒有必須達到目標的決心，不少被催淚彈與社團一類原因激發出來的朋友，都屬於這類。
畢竟，他們走了出來就是具體行動，行動結合在一起，無論主觀意願如何，客觀上都會建構一些新規範出來。就像法國一九六八年的學生運動，具體訴求是什麼反而不重要，大家卻都記得那是一個時代的印記，左翼偶像在那次學運空群而出，思潮影響了一代精英青年（能否深化到中下層則是另一回事），甚至塑造了歐洲青年的身份認同。
為什麼新一代有這樣的情緒？須知中國共產黨在內地管治（相對）奏效的一個重要原因，就是令主流社會認定本身是「既得利益者」及「持份者」，不希望出現不可測的改變。他們有這種感覺，一來是對比於改革開放前的經濟狀態，二來是對比於從前的社會自由度，三來被灌輸民族主義，四來精英的向上流動機會不少，五來根據官方遊戲規則，他們並非不能改變任何事情。
建構一代人身份認同
在香港，卻恰恰相反，新一代的經濟條件比不起上一代，從小享受的自由遭慢慢收緊，熟悉的本土文化急速消逝，向上流動機會亦有限，而且根據官方遊戲規則（例如立法會或諮詢委員會等），幾乎沒有勝利過。這反映他們有強烈的不被當權者及上一代（包括上一代反對派領袖）理解的苦悶，覺得回歸後令他們「去持份者化」，不是單純的「獅子山下精神」可破解。
這次運動，遂變成一代人的身份認同。這種建構模式很多時候是很subtle的，例如筆者從未在校園看過認真的垃圾分類，居然在運動中成功了，似乎青年把最美善一面表現的潛意識，還包括構建一種「非中國自由行」身份認同。「雨傘身份認同」出現在亂世，令香港未來十年可能孕育出類似威瑪德國文化、十九世紀末法國文化一類盛宴，肯定會造成政治及社會各層面的骨牌效應。
不過，效應有時不一定如運動者所想，正如美國六十年代的嬉皮士運動去到極致，反而催生左派厭倦極左派，而變成「新保守主義者」；不少天安門事件的當事人遇上理想的挫折，也變得極度功利。但那圖騰的存在，當無異議。
「潛夢者」藏而不露的力量 - 沈旭暉
2014年10月24日 - 信報
今日，筆者談一談最後一種建構主義者 ——「潛夢者」，以及作一些總結。
「潛夢者」這種建構主義者比較抽象，大家可以鐵幕倒塌後的捷克國父哈維爾來解釋。哈維爾一方面說過「極權政府底下，每一個沉默的人都是幫兇」一類理想主義者常常背誦的話，但另一方面，他並沒有勸群眾即時搞革命或時刻叫人表態。
其格言「活在真實之中」（living in truth）認為，「真實」而成熟時的大規模抗爭，才是最好的反抗，甚至認為「別和掌權者爭辯，甚至不應該把說真話當成最重要的，儘管置身在以謊言為基礎的政權之中，說真話很重要」（參見Tony Judt的《歐洲戰後六十年》）。
他自然不是教導群眾順從謊言，只是認為在「後極權時代」，只要教導人民實現生活的基本權利，「生存的本質是傾向於多元、多樣和獨立、自治，轉向人類自由和完善」，不必直接挑戰政權，政權也就不能控制日常生活和意識形態，是為「無權力者的權力」。
事實上，哈維爾的做法，是在共產捷克建立「規範」，希望令大眾、包括建制內的開明派，都受這些「真實規範」行事。但平日不必和政權抗衡，因為「這個力量不在於政治和社會集團的確定的勢力，而在於隱藏在整個社會中，包括政權結構之中的潛在力量。這股力量不依賴本身的軍隊而依賴對手的軍隊，也就是每個甘心在謊言中生活的人。這些人理論上是能夠領悟真理的力量的」。
他又指出，「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予權力鬥爭，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。這股力量所推動的是隱秘的運動，是可以產生看得見的影響的（難以預料的則是在何時何地、何種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得以產生）」。
不少朋友不相信「佔中」本身能達到爭取民主的目的，而沒有參加運動，但其實也在「廣義地參加運動」，因為他們的價值與運動建構的價值產生了互通，再而相互充權，這些朋友每天也「活在（他們認知的）真實之中」。表面上，他們潛藏了，其實在生活的每一天，都在深化同一規範的建構。
學運也是建構主義運動
即使參加運動，他們的身份也是潛藏的，只有身邊的朋友才知道，例如筆者有不少中資銀行高層與公務員朋友在廣場，有的甚至是隱姓埋名的首長級，他們獨自在帳幕內遙望星空，不會影響白天工作的專業，也不會「辭職明志」，卻對身旁朋友規範的鞏固產生了極大影響，所以並不是消極的，正如哈維爾的讀者們，也並不是消極的。
說到底，為什麼古今中外政權對「學生運動」都相對留手，為什麼毛澤東說「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」，為什麼北京對「佔中」和「學運」似乎在分開處理，都是因為「學運」本身，可說普遍是「建構主義運動」。沒有多少成年人會期望學運的官方訴求有即時落實的可能，但都對學運的潛能不敢忽視；反而目標明確的「成人運動」還容易理順，因為那現實主義的手段就足以應付。
「建構主義」自然不是萬能，也依然要面對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衝擊。在北京眼中，那些「築夢者」、「僭夢者」、「行夢者」與「潛夢者」，都依然是「去殖民地意識形態化」的對象，他們也會視北京為「摧夢者」，北京亦自然會以「摧夢者」姿態出現。
問題是，北京的現實主義回應，無論是以威權方式也好或「換血」方式也好，亦不可能根治建構的價值，最終不得不參與「相互構建」的過程，這是建構主義面對理想和現實時的獨特功能。
就算面對其他大小決定的二元制約，例如理想主義的群眾堅持「絕不撤退」，現實主義的前輩會建議「見好就收」，建構主義也能突破二元，當事人依然可做二元的決定，卻會受到社會建構「留不留也沒有大關係」的規範保護。當然，這需要技巧，失諸有相地企圖建立規範（例如把乒乓球桌搬到馬路「開拓社區空間」），就是典型失敗例子。
筆者對香港事務沒研究，只能借助對國際關係的認知演繹一些理論框架，觀察難免粗疏，這種自言自語是現實，是理想，也是規範。
本人深信只要有理想主義的靈魂，有現實主義的頭腦，有建構主義的手腕，滴水始終穿石，但細水必須長流，世界才真真正正屬於你們的。
全文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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